第14章 笃 行 (1)
义务与权力
权利，包括所有权、自卫权等，凡是对自己有利的，都属于权利。所有通过尽自己能力能够有益于社会的都属于义务。
一般来说，总是认为两者相互对应，既然尽了某种义务，就可以要求获得某种权利；既然享受了某种权利，就必须尽某种义务。就像买卖关系那样，货物和金钱的价值是相当的。然而社会上总是有例外的情况，如果两者不能兼得，那就势必偏重其中之一。例如杨朱的为我思想，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；德国的斯梯纳（Strne）和尼采（Nietsche）等，主张唯我独尊，而认为利他主义是奴隶的道德。这些是偏重权利的学说。墨子的理论，节用而兼爱；孟子说，生与义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。这些是偏重义务的学说。现在要比较两者的轻重，从三方面来衡量。
（一）用意识的程度来衡量。低等动物，追求食物，维持生命，已经具备了权利的意识；而互相帮助的行为，则从高等动物才开始出现。昆虫中数蜜蜂和蚂蚁进化得最充分。雄蜂蚁能繁殖但不能工作，繁殖完成后，工蜂和工蚁就杀掉雄蜂蚁，因为它们已经无法继续尽义务了，也就是说不认可它们有什么权利。人刚一出生就会吃奶，稍大些饿了就求取食物，冷了就求取衣服，已经有权利的意识了，然而义务的意识还未出现。等到长大了，开始懂得有对应于权利的义务。且更进一步会有因公忘私、为国舍家的意识。所以权利的意识比较幼稚，而义务的意识比较高尚。
（二）用范围的大小来衡量。无论哪种权利，享受到仅仅是一个人；至于义务，例如振兴实业、推行教育之类的，享受到利益的人可以非常多。所以权利的范围小，而义务的范围广。
（三）用时效的长短来衡量。无论哪种权利，享受的人仅限于其一生。就比如名誉，虽不是不可以认为是权利的一种，然而当本人死后，则名誉即使仍存在，但其所包含的个人权利的性质也不得不随着本人而消失。至于义务，例如大禹治水、雷绥佛开凿苏伊士运河、蒸汽机和电动机的发明、文学家美术家的著作等，本人虽然死去，但效力却永远存在。这就是说权利的时效短而义务的时效长。
由此来看，权利轻而义务重。况且人类实在是为了义务而生存的。例如人有子女，就是生命的延续，也就像是生命权的一部分。然而除了孝敬赡养父母的传统外，还曾经有过什么权利可言？到了现在，父母已经没有责备子女来孝顺赡养的权利，而抚养子女、教育子女，却是父母不能回避的义务。况且列子讲愚公移山时也说：“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。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”虽然是寓言，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。人之所以有子孙，是因为寿命有限，义务却无穷，因此不得不通过子孙来作为延续生命的方法，而与权利无关。这就是人的生存是为了义务而不是为了权利的证明。
只是人的生存，既然是为了尽义务，那又为什么要有权利呢？这是因为，尽义务的人同时有义务和权利在身上，而借以维持身体使得自己有能力来尽义务的，就是权利。譬如蒸汽机燃烧，没有燃料就不能工作。权利就是人身上的燃料。因此义务是主要的，而权利是辅助的。
义务是主要的，则以多为贵，因此人不能不勤劳。权利是辅助的，就应该适可而止，因此人不能不节俭。至于捐赠所有财产来帮助文化的发展，或者冒生命危险去探索南北极、尝试航空方法，这些都可以说是很好地尽了义务的人。其他像悲观厌世而自杀的，实在是放弃义务的行为，因此伦理学家经常非议这种行为。然而如果此人已经知道自己再没有尽义务的能力，而坐享权利或者反过来用自己特别的疾病和罪恶来贻害社会，那么用自己自由的意志来决定自杀，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了。
独身主义也是这样，与其说是放弃权利，不如说是放弃义务。然而若是有重大的义务，将竭尽毕生精力才能实现，又不愿被家庭拖累，又或者自己觉得身体条件在优生方面有不适合遗传的理由，而决定坚持独身主义的，也有他人不可厚非的道理。
现在我要进一步讲诸君的义务了。听说诸君中有人认为毕业后必须尽教师的义务是痛苦的。然而这个义务，实在是校章规定的。诸君刚入校的时候，已经认可校章了。如果在学校里已经享受了种种权利，却放弃了义务，就像欠债不还一样，会心安吗？毕业以后，当然也有因为结婚而致使家务和校务不能兼顾的人。然而胡彬夏女士不是说过：“女子在社会工作的余暇，还能处理家务事，这是很可贵的。”关键在于善于调度而已。我国家庭的状况非常繁琐，当然有让人应接不暇的难处。然而若能改善组织安排，越来越简化，也不是不能分出时间来服务社会。又或者召集同志，组织成立公共的育儿机构，使其有终身从事教育的机会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关键在于诸君是否努力。
选自《蔡孑民先生言行录》蔡元培
谨慎与畏葸
果敢的反义词是胆小怕事；鲁莽的反义词是谨慎。理解了果敢与鲁莽的不同，谨慎与胆小怕事的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现在，我们再用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。
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他曾经说过：“谨慎而讲信用。”还说：“多听，将怀疑的部分加以保留，而把知道的部分谨慎地说出来；多看，也将怀疑的方面保留，而了解的部分则谨慎地去做。”由于孔子想推行自己的主张，所以游历了各个诸侯国。他先到了匡地，但被匡人误认为是阳虎，卫兵层层叠叠把他包围起来，而孔子身处其中却淡定地弹琴歌唱。离开匡地之后，他又去了楚国、卫国、宋国，并和学生们在树下学习礼仪。宋国的司马桓打算杀死孔子，于是砍倒了大树，孔子无奈离开，然后来到郑国、陈国，最后又来到了蔡国。陈国和蔡国的大夫共谋一起派兵把孔子困在野外，断了他的粮食供给，导致孔子连续七天不能生火煮饭。即使在被围困期间，孔子照样讲课、唱歌。从围困中逃离之后，他又到了楚国、卫国，最后在鲁哀公的邀请下回到了鲁国。尽管在匡、宋、陈、蔡等地屡遭厄运，但孔子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追求。
他编著《春秋》，把自己的主张亲口传授给弟子们，并认为攻击、嘲讽、赞美、忌讳、抒情、贬损等表达情绪的文字，都不应该出现在书本上。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严谨的学术态度。然而，该写的还是要写，该贬低的还是要贬低。吴、楚两国的君主都自称为王，而孔子在《春秋》中则贬称他们为子。而践土的盟会实际上是晋国国君召见周国天子，《春秋》则避讳称：“天王打猎于河阳。”毫不畏惧。所以说：“谨慎而不遵循礼制，就是畏惧。”这里说的就是谨慎与畏惧的不同。人们都说：“诸葛亮一生做事非常谨慎。”诸葛亮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谨慎之人。他在《出师表》中曾写道：“先帝知道我行事谨慎，所以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于我。”诸葛亮率兵向南征伐，五月渡过沪河，深入荒芜之地；征讨魏国，六出祁山，由于粮草供应不上，他特意分派出一部分兵士开荒种地，以此来供给军用。并不是因为谨慎而害怕征战。只是由于敌军首领司马懿一方面在蜀国东部凭借险要地势派兵固守，另一方面又在卤城前面登山扎营不肯交战，结果导致蜀国军队没有战机；这就是贾诩、魏平所说的，见到蜀国军队就如同见到老虎一样害怕。
然而，危险的事情到处都有。比如进行电学试验，就会有爆炸烧伤的可能性；操作机械，就有被压碾、绞伤的危险。坐车的时候或许会遭遇翻车；坐船的时候或许会遇到风浪；救火就有可能被烧伤，护理传染病人就有可能被传染。做任何事情如果怕这怕那，那和木偶还有什么区别？重要的是，了解事情的规律，提前做好防范。孟子说：“懂得天理的人，就不会站在高高的石墙之下。”汉代的谚语也说：“看到前面有车翻倒了，后面的车就要小心。”这就是谨慎的道理，而不是那些胆小怕事之人推脱的借口。
选自《华工学校讲义·德育篇》蔡元培
方正与拘泥
孟子说：“一个人首先要有不能做的事，然后才会有应该做的事。”大致意思是说，假如凡事都去做，那就是没有主见，没有准则，那这个人的行为是完全受外界的诱惑或者逼迫才有的。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站稳脚跟，也不能成大器的。因此孟子说：“上不愧对于天，下不愧对于人。”他还说：“高官厚禄收买不了，贫穷困苦屈服不了，强暴武力威胁不了。”这就是说，不管外部环境怎么样，决不做违背良心的事。孔子说：“不合礼仪的东西不看，不合礼仪的传言不听，不合礼仪的话语不说，不合礼仪的事情不做。”这是说，看、听、说、做等行为，都要合乎礼仪道德规范。这些道理都是讲的“做人要正直”。
南朝梁人明山宾，家里一度非常贫困，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把自己平时所骑的牛卖掉。交易完成拿到钱，明山宾告诉买主说：“这头牛以前得过漏蹄病，中间治疗过很长时间，但是不排除复发的可能，所以我必须告诉你。”买主听完之后，赶紧把牛退给了明山宾，钱也要回去了。在唐朝史官吴兢与刘子玄共同完成的武则天实录中，记录了张昌宗引诱张说诬陷魏元忠的事情。张说被封为宰相后，偶然一次机会读到这段记载，心里当然特别不高兴，他假装不知道这些是吴兢写的，于是很自然地对吴兢说：“刘子玄记载的关于魏元忠的事情大部分与事实不符，这该怎么办？”吴兢说：“刘子玄已经去世了，不能让他死后还受到诬陷。那段记载都是我写的，之前的草稿还在。”后来，有好几次张说私下请求吴兢改写。吴兢都拒绝了，他说：“如果按照你的请求修改了，那还怎么称为实录呢？”最终这段史实还是保持了原来的内容，没做任何动改。一个是宁可失去利益也不欺骗别人，一个是既不诬陷朋友，又不惧怕权势。这些都是正直不屈的例子。
但是，如果过于正派，就会显得刻板不懂变通。南朝梁代的刘进，他哥哥刘献经常隔着院墙呼唤刘进，而刘进每次都要系好衣带、穿好鞋帽才去见一墙之隔的哥哥。三国时吴国的顾恺，有一次得了一场重病，妻子听说后过来看望他，顾恺让侍从把他扶起来，穿戴好衣帽，才去和妻子说话并催促她赶快回去。虽然这些行为都是出于礼貌和尊敬，但兄弟夫妻之间如果还讲究这些繁文缛节未免有些过了。父亲教导儿子，儿子遵从父亲的教诲，这是对的。而《孝经》上说：“如果有一个敢于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见的儿子，那么父亲就不会犯错。”孔子也说：“接受小的惩罚，逃避大的惩罚，这是为了避免父亲因过度惩罚儿子而犯错。”所以，服从命令也不能死板地遵照教条做事。
官员们要遵纪守法，这是正确的。而西汉时期的汲黯有一次路过河南，看到当地有一万多户贫苦的农民遭受了旱涝灾害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，他手持符节开仓放粮救济灾民，之后再请求皇帝治自己假传圣旨的罪。汉武帝认为他做得很好，于是赦免了他。宋朝的程师孟是负责夔路律法执行的官员。当时那里没有预备救济灾荒的粮食，于是程师孟建议立即修建粮库储备粮食。遇到灾荒，便开仓救济灾民，粮食不够的时候，他就假传圣旨开放其他地方的粮仓。圣旨未到便私自放粮，这可是大罪，办事的官吏都非常害怕，劝阻程师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。程师孟则说：“如果非要等着圣旨到了再放粮，恐怕到时候灾民早就饿死了。”于是命人打开了粮仓。这应该算得上是不死守教条、善于变通的典范了。
选自《华工学校讲义·德育篇》蔡元培
循理与畏威
人，从一生下来就具备爱己与爱人的心，因此会做出利己和利人的行为。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利，或者只对他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行为，都是善行。而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的行为，都是恶行。这种观点是古今中外都认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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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，包括所有权、自卫权等，凡是对自己有利的，都属于权利。所有通过尽自己能力能够有益于社会的都属于义务。
一般来说，总是认为两者相互对应，既然尽了某种义务，就可以要求获得某种权利；既然享受了某种权利，就必须尽某种义务。就像买卖关系那样，货物和金钱的价值是相当的。然而社会上总是有例外的情况，如果两者不能兼得，那就势必偏重其中之一。例如杨朱的为我思想，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；德国的斯梯纳（Strne）和尼采（Nietsche）等，主张唯我独尊，而认为利他主义是奴隶的道德。这些是偏重权利的学说。墨子的理论，节用而兼爱；孟子说，生与义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。这些是偏重义务的学说。现在要比较两者的轻重，从三方面来衡量。
（一）用意识的程度来衡量。低等动物，追求食物，维持生命，已经具备了权利的意识；而互相帮助的行为，则从高等动物才开始出现。昆虫中数蜜蜂和蚂蚁进化得最充分。雄蜂蚁能繁殖但不能工作，繁殖完成后，工蜂和工蚁就杀掉雄蜂蚁，因为它们已经无法继续尽义务了，也就是说不认可它们有什么权利。人刚一出生就会吃奶，稍大些饿了就求取食物，冷了就求取衣服，已经有权利的意识了，然而义务的意识还未出现。等到长大了，开始懂得有对应于权利的义务。且更进一步会有因公忘私、为国舍家的意识。所以权利的意识比较幼稚，而义务的意识比较高尚。
（二）用范围的大小来衡量。无论哪种权利，享受到仅仅是一个人；至于义务，例如振兴实业、推行教育之类的，享受到利益的人可以非常多。所以权利的范围小，而义务的范围广。
（三）用时效的长短来衡量。无论哪种权利，享受的人仅限于其一生。就比如名誉，虽不是不可以认为是权利的一种，然而当本人死后，则名誉即使仍存在，但其所包含的个人权利的性质也不得不随着本人而消失。至于义务，例如大禹治水、雷绥佛开凿苏伊士运河、蒸汽机和电动机的发明、文学家美术家的著作等，本人虽然死去，但效力却永远存在。这就是说权利的时效短而义务的时效长。
由此来看，权利轻而义务重。况且人类实在是为了义务而生存的。例如人有子女，就是生命的延续，也就像是生命权的一部分。然而除了孝敬赡养父母的传统外，还曾经有过什么权利可言？到了现在，父母已经没有责备子女来孝顺赡养的权利，而抚养子女、教育子女，却是父母不能回避的义务。况且列子讲愚公移山时也说：“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。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”虽然是寓言，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。人之所以有子孙，是因为寿命有限，义务却无穷，因此不得不通过子孙来作为延续生命的方法，而与权利无关。这就是人的生存是为了义务而不是为了权利的证明。
只是人的生存，既然是为了尽义务，那又为什么要有权利呢？这是因为，尽义务的人同时有义务和权利在身上，而借以维持身体使得自己有能力来尽义务的，就是权利。譬如蒸汽机燃烧，没有燃料就不能工作。权利就是人身上的燃料。因此义务是主要的，而权利是辅助的。
义务是主要的，则以多为贵，因此人不能不勤劳。权利是辅助的，就应该适可而止，因此人不能不节俭。至于捐赠所有财产来帮助文化的发展，或者冒生命危险去探索南北极、尝试航空方法，这些都可以说是很好地尽了义务的人。其他像悲观厌世而自杀的，实在是放弃义务的行为，因此伦理学家经常非议这种行为。然而如果此人已经知道自己再没有尽义务的能力，而坐享权利或者反过来用自己特别的疾病和罪恶来贻害社会，那么用自己自由的意志来决定自杀，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了。
独身主义也是这样，与其说是放弃权利，不如说是放弃义务。然而若是有重大的义务，将竭尽毕生精力才能实现，又不愿被家庭拖累，又或者自己觉得身体条件在优生方面有不适合遗传的理由，而决定坚持独身主义的，也有他人不可厚非的道理。
现在我要进一步讲诸君的义务了。听说诸君中有人认为毕业后必须尽教师的义务是痛苦的。然而这个义务，实在是校章规定的。诸君刚入校的时候，已经认可校章了。如果在学校里已经享受了种种权利，却放弃了义务，就像欠债不还一样，会心安吗？毕业以后，当然也有因为结婚而致使家务和校务不能兼顾的人。然而胡彬夏女士不是说过：“女子在社会工作的余暇，还能处理家务事，这是很可贵的。”关键在于善于调度而已。我国家庭的状况非常繁琐，当然有让人应接不暇的难处。然而若能改善组织安排，越来越简化，也不是不能分出时间来服务社会。又或者召集同志，组织成立公共的育儿机构，使其有终身从事教育的机会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关键在于诸君是否努力。
选自《蔡孑民先生言行录》蔡元培
谨慎与畏葸
果敢的反义词是胆小怕事；鲁莽的反义词是谨慎。理解了果敢与鲁莽的不同，谨慎与胆小怕事的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现在，我们再用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。
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他曾经说过：“谨慎而讲信用。”还说：“多听，将怀疑的部分加以保留，而把知道的部分谨慎地说出来；多看，也将怀疑的方面保留，而了解的部分则谨慎地去做。”由于孔子想推行自己的主张，所以游历了各个诸侯国。他先到了匡地，但被匡人误认为是阳虎，卫兵层层叠叠把他包围起来，而孔子身处其中却淡定地弹琴歌唱。离开匡地之后，他又去了楚国、卫国、宋国，并和学生们在树下学习礼仪。宋国的司马桓打算杀死孔子，于是砍倒了大树，孔子无奈离开，然后来到郑国、陈国，最后又来到了蔡国。陈国和蔡国的大夫共谋一起派兵把孔子困在野外，断了他的粮食供给，导致孔子连续七天不能生火煮饭。即使在被围困期间，孔子照样讲课、唱歌。从围困中逃离之后，他又到了楚国、卫国，最后在鲁哀公的邀请下回到了鲁国。尽管在匡、宋、陈、蔡等地屡遭厄运，但孔子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追求。
他编著《春秋》，把自己的主张亲口传授给弟子们，并认为攻击、嘲讽、赞美、忌讳、抒情、贬损等表达情绪的文字，都不应该出现在书本上。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严谨的学术态度。然而，该写的还是要写，该贬低的还是要贬低。吴、楚两国的君主都自称为王，而孔子在《春秋》中则贬称他们为子。而践土的盟会实际上是晋国国君召见周国天子，《春秋》则避讳称：“天王打猎于河阳。”毫不畏惧。所以说：“谨慎而不遵循礼制，就是畏惧。”这里说的就是谨慎与畏惧的不同。人们都说：“诸葛亮一生做事非常谨慎。”诸葛亮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谨慎之人。他在《出师表》中曾写道：“先帝知道我行事谨慎，所以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于我。”诸葛亮率兵向南征伐，五月渡过沪河，深入荒芜之地；征讨魏国，六出祁山，由于粮草供应不上，他特意分派出一部分兵士开荒种地，以此来供给军用。并不是因为谨慎而害怕征战。只是由于敌军首领司马懿一方面在蜀国东部凭借险要地势派兵固守，另一方面又在卤城前面登山扎营不肯交战，结果导致蜀国军队没有战机；这就是贾诩、魏平所说的，见到蜀国军队就如同见到老虎一样害怕。
然而，危险的事情到处都有。比如进行电学试验，就会有爆炸烧伤的可能性；操作机械，就有被压碾、绞伤的危险。坐车的时候或许会遭遇翻车；坐船的时候或许会遇到风浪；救火就有可能被烧伤，护理传染病人就有可能被传染。做任何事情如果怕这怕那，那和木偶还有什么区别？重要的是，了解事情的规律，提前做好防范。孟子说：“懂得天理的人，就不会站在高高的石墙之下。”汉代的谚语也说：“看到前面有车翻倒了，后面的车就要小心。”这就是谨慎的道理，而不是那些胆小怕事之人推脱的借口。
选自《华工学校讲义·德育篇》蔡元培
方正与拘泥
孟子说：“一个人首先要有不能做的事，然后才会有应该做的事。”大致意思是说，假如凡事都去做，那就是没有主见，没有准则，那这个人的行为是完全受外界的诱惑或者逼迫才有的。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站稳脚跟，也不能成大器的。因此孟子说：“上不愧对于天，下不愧对于人。”他还说：“高官厚禄收买不了，贫穷困苦屈服不了，强暴武力威胁不了。”这就是说，不管外部环境怎么样，决不做违背良心的事。孔子说：“不合礼仪的东西不看，不合礼仪的传言不听，不合礼仪的话语不说，不合礼仪的事情不做。”这是说，看、听、说、做等行为，都要合乎礼仪道德规范。这些道理都是讲的“做人要正直”。
南朝梁人明山宾，家里一度非常贫困，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把自己平时所骑的牛卖掉。交易完成拿到钱，明山宾告诉买主说：“这头牛以前得过漏蹄病，中间治疗过很长时间，但是不排除复发的可能，所以我必须告诉你。”买主听完之后，赶紧把牛退给了明山宾，钱也要回去了。在唐朝史官吴兢与刘子玄共同完成的武则天实录中，记录了张昌宗引诱张说诬陷魏元忠的事情。张说被封为宰相后，偶然一次机会读到这段记载，心里当然特别不高兴，他假装不知道这些是吴兢写的，于是很自然地对吴兢说：“刘子玄记载的关于魏元忠的事情大部分与事实不符，这该怎么办？”吴兢说：“刘子玄已经去世了，不能让他死后还受到诬陷。那段记载都是我写的，之前的草稿还在。”后来，有好几次张说私下请求吴兢改写。吴兢都拒绝了，他说：“如果按照你的请求修改了，那还怎么称为实录呢？”最终这段史实还是保持了原来的内容，没做任何动改。一个是宁可失去利益也不欺骗别人，一个是既不诬陷朋友，又不惧怕权势。这些都是正直不屈的例子。
但是，如果过于正派，就会显得刻板不懂变通。南朝梁代的刘进，他哥哥刘献经常隔着院墙呼唤刘进，而刘进每次都要系好衣带、穿好鞋帽才去见一墙之隔的哥哥。三国时吴国的顾恺，有一次得了一场重病，妻子听说后过来看望他，顾恺让侍从把他扶起来，穿戴好衣帽，才去和妻子说话并催促她赶快回去。虽然这些行为都是出于礼貌和尊敬，但兄弟夫妻之间如果还讲究这些繁文缛节未免有些过了。父亲教导儿子，儿子遵从父亲的教诲，这是对的。而《孝经》上说：“如果有一个敢于向自己提出不同意见的儿子，那么父亲就不会犯错。”孔子也说：“接受小的惩罚，逃避大的惩罚，这是为了避免父亲因过度惩罚儿子而犯错。”所以，服从命令也不能死板地遵照教条做事。
官员们要遵纪守法，这是正确的。而西汉时期的汲黯有一次路过河南，看到当地有一万多户贫苦的农民遭受了旱涝灾害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，他手持符节开仓放粮救济灾民，之后再请求皇帝治自己假传圣旨的罪。汉武帝认为他做得很好，于是赦免了他。宋朝的程师孟是负责夔路律法执行的官员。当时那里没有预备救济灾荒的粮食，于是程师孟建议立即修建粮库储备粮食。遇到灾荒，便开仓救济灾民，粮食不够的时候，他就假传圣旨开放其他地方的粮仓。圣旨未到便私自放粮，这可是大罪，办事的官吏都非常害怕，劝阻程师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。程师孟则说：“如果非要等着圣旨到了再放粮，恐怕到时候灾民早就饿死了。”于是命人打开了粮仓。这应该算得上是不死守教条、善于变通的典范了。
选自《华工学校讲义·德育篇》蔡元培
循理与畏威
人，从一生下来就具备爱己与爱人的心，因此会做出利己和利人的行为。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利，或者只对他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行为，都是善行。而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的行为，都是恶行。这种观点是古今中外都认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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